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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自身做起 建立有愛社會
柴松林:最近這幾年,詐欺案頻傳、暴力橫行、藥物氾濫,犯罪率上升、公權力不彰,政府官員沒有自信,人民也無自信,因為無自信,所以無公信,公權力缺乏基礎,人民生活痛苦,所以社會運動也一再興起。在諸多亂象下,人與人關係冷漠、台灣憂鬱症盛行率比歐美高出二點五倍、自殺率逐年上升。種種現象讓人憂心,所以才會召開座談會,想聽聽各位媒體領袖,有何寶貴意見,可以為這個社會注入希望。
信義文化基金會這次捐出新台幣一億元,希望能透過民間力量,從最基層來開始改變,從個人周遭、社區開始,建立有愛的社會。國人每天看電視達兩小時四十六分鐘、看報紙為四十五分鐘,可見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,而民眾價值觀也深受媒體影響。正因媒體影響力大,所以邀集媒體集思廣益,思考如何改變社會。
海約克教授在得到諾貝爾獎發表演說時表示,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擔得起諾貝爾獎所賦予的榮譽,一個人在某個學科裡有小小發現,並不代表他在此學科或是所有學科裡是權威,所以他建議應要求諾貝爾獎得主宣誓,絕不涉及自己不太了解的事務。不過人的毛病就是,一個人長期被崇拜,就算不是權威也會覺得自己是權威。
同理心很重要,我們往往忽略站在他人的立場來思考事情。缺少體諒是台灣目前的問題,體諒是構成愛的重要要素,因為無法體諒別人,所以愛就無法伸展出去。
媒體對於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,能不能做出一些貢獻,不會讓大眾對媒體疏離。不論平面或是電子媒體,人民的閱覽時間都比過去來得少。而在這樣的情況下,媒體是否還能對社會、民眾有所幫助。
就我自己而言,可以說是以和平方式來推行社會運動的老祖宗,不過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,還是得靠媒體來幫忙。文化的多樣性與生物的多樣性都是很可貴的事
。正因為與其他媒體不一樣,所以人間福報能生存、能佔有一席之地。
今天舉辦這樣的座談,從各位的談話中學到很多。我們很希望媒體能提供議題,幫助信義文化基金會尋找應該走的方向;希望媒體能鼓勵社會大眾行動、擴大參與層面;希望信義文化基金會可以多鼓勵媒體自律;避免使用刺激性語言、建立有愛社會;希望媒體能對善行多加報導,藉由信義文化基金會的拋磚引玉,衍生更多善意。
請媒體自律 追求中道精神
永芸法師:在談及媒體責任前,我先說個小故事,有個居士請問禪師有無天堂地獄、有無因果報應,而無論居士問什麼,禪師都回答有,讓居士忍不住說自己問另一個禪師,他都回答沒有。禪師就反問他有妻子嗎?有金銀財寶嗎?這些東西另一個禪師有嗎?一個禪師說有,另一個禪師卻說無,這就是出家與在家的不同
,「有」與「無」的相對。
目前的對立與撕裂,比我們想像的來得大,而媒體在這之中也扮演推波助瀾之效
。人性都喜歡溫馨和諧,但媒體卻報導族群撕裂等事,因此可以反思的是,媒體在報導時是否違反職業道德,在給讀者真相的責任下,媒體的堅持在哪裡?
身為媒體,是否能從「善」、「好」的面向來引導大眾,有勇氣去堅持,例如對於未經查證確實的消息或八卦,人間福報向來是堅持不報導的。因此在此時此刻,大家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功課,思考究竟要將國家帶往什麼樣的路,找一個出口,多關注對國家人民社會有益的公共議題,我想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。
對有些人來說,放下是千難萬難。在星雲大師所提到的「大和解,救台灣」中提到,立場雖然不同,但大家都希望這塊土地和人民能更好,若長此分裂,台灣的前途和希望究竟在哪,希望社會各界能共同促成大和解,以建立共識共有共想來為台灣努力,讓每個台灣人民享受這塊土地上的雨露芬芳。
在此,我要再說個故事,有一次婆羅門拿了兩個花瓶來探望佛陀,佛陀跟他說放下,婆羅門就把左右手的花瓶一一放下,佛陀還是再跟他說放下,讓婆羅門不得其解,原來佛陀是要他放下六根、從生死中解脫。
長久以來,叫人放下很簡單,但從以前到現在,大家永遠也放不下;對媒體而言,媒體能做的就是放下政治口水,將民眾所關心之事拉回議題裡來,報導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對民眾一點幫助也沒有;讓言論回歸「中道」,對社會多一些關懷,以「善」的面向引導出社會主流價值力量。
剛剛大家也提到對此媒體有很多難處,因此這也是為什麼《人間福報》要成立的原因,雖然力量微薄,但是涓涓滴滴的水可以匯成大海江河,而我們也不放棄這樣的責任、持續在做。所以福報有公益版、有寰宇人事,這樣的報導也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,可見大家還是喜歡往善的力量,我們的責任就是匯歸所有善的力量,把我們的角色扮演好。
建立公義機制 體現社會良心
李玲:大選過後,台灣衝突不斷,政治人物不斷挑撥族群對立,使得患有政治憂鬱的人也很多。選後社會紛擾不斷,媒體成了政治人物發言工具,社會出現「君不君、臣不臣」的現象。
無奈的是,媒體需善盡告知義務,所以媒體需報導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,我們也知道這樣對社會衝突是有增無減。但我們也樂見有社會團體如信義文化基金會站出來,發揮輿論力量,影響媒體、約束政治人物。
目前台灣有很多亂象,原因之一在於公理公義機制無法建立。但從樂觀積極角度來看,台灣民主仍有長程進步。在政黨輪替過程中,上台與下台的人都要學習謙卑、學習檢討自己、扮演好應有的角色。然而,目前台灣正處於過渡時期,因此大家都要學習去調適調和。
最近,有民眾因厭倦電視新聞而有關機運動,對此我們也在檢討,希望在體制內做些改進,或許沒有馬上達成,但持續在做。我們也希望能有人發起政治人物閉嘴運動,不要讓政治口水撕裂台灣族群。
但我們也很無奈,政治人物端不出具可看性的牛肉,使得值得被報導的題材日益弱化;因此我們也希望政治人物對於無法解決的事情,能先放下沉澱。而我們也會積極透過專題製作來多關注社會,希望能提供正面力量。
強化媒體自主性 致力於公共政策
俞國基:這次選舉影響社會價值觀很大,把人拉到兩極化,把所有價值化為藍綠兩邊,但事實上價值觀涵蓋廣闊,包括宗教、藝術等也都是價值;值得深思的是,台灣民主化後,價值觀也應跟著多元化,人生價值不是只有選舉一件事。
根據我的觀察,台灣十幾年來並無太大進步,而媒體也無扮演好應有角色,關鍵原因就是媒體人缺乏自主性,過去,媒體還會與威權體制對抗,但現在卻是媒體經營者政治立場影響新聞人員,因此可以思考的是,新聞從業人員如何對抗媒體經營者,爭取新聞自由,讓媒體自主性提升。
就我自身觀點來看,當過度想要引導別人時,就會形成媒體獨裁;當過度遷就大眾時,則造成格調降低。例如,去中國化與本土化都是很複雜的問題、統獨則是感情問題;而多元社會,應有多元存在,對於統派或獨派的媒體,很難將其完全統一起來。
因此,在這個商業社會機制中,我認為人間福報的責任滿重大的,如果人間福報能擔起引導媒體方向的使命,多做公共政策的探討。若有一個媒體能站出來登高一乎,是會產生具有帶動其他媒體的作用力。此外,如何提升媒體從業人員的自主性,也是一個可努力的方向。
有所為V.S有所不為 重新審視報導方向
黃清龍:這次座談是要找到國家根基與寧靜,從國基找到國力。根據民調發現,大選的確造成族群關係(人際關係)緊張,有兩百萬人因選舉出現人際關係緊張。以我個人觀察,選後主要是在選舉爭議、政黨對立、統獨等問題,而如果是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,即使碰到這些爭議,也有一個機制可以處理。
以法治主義角度來看,司法應該被信賴,處理爭議的過程應被充分討論,例如兩千年的美國總統大選。未來,大眾應有更強烈意識,思考如何建立公民社會應有的東西;應該花更多時間好好了解台灣。
在台灣所謂的政治意識型態對立,多少與中共對台灣的約束有關,如何找到一個大家都認同、符合世界潮流的道理,不只要認識自己生長的地方,還要認識這個世界。
就法治而言,觀察十幾年來的台灣民主改革,在推動公民社會上該做的事還很多;此外,在推動同理心以及對歷史與未來的了解等方面,也都是未來可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台灣的報紙愈來愈弱勢、閱讀率一直往下走,電視開放毫無節制促使電視台規模縮小、彼此形成惡性競爭。因此,端看是否有一個機制可以改善。此外,為何媒體會走向愈來愈窄的路,收視率調查主宰了媒體,部分是因為收視率缺乏「質」的調查。
媒體本身應具備「有所不為」、「有所為」,但觀察現在媒體環境,民代疑似中邪的新聞可以播上十分鐘,對於中南部的報導卻像是在報導第三國家的新聞,「有所不為」可以說是媒體很高遠的目標。
「有所為」則是可以思考如何發覺台灣的多元面貌,例如日本很多節目,即使是綜藝節目,也都在無形中強化日本人對他們土地的情感。而在社會期待下,對媒體監督機制的合理化、市場機制的良好循環都是很重要的、需加強的,否則我不認為會找到一個好的解答。
導引獨立判斷能力 降低報導爭議問題
項國寧:首先,我先把當前社會不安先歸納為政治與經濟兩方面。政治又可細分為政局、族群、兩岸關係等層面;經濟則與政治緊密相連,兩岸關係不穩定,連帶也影響經濟。
以台灣經濟發展來看,我們應逐步進入公民社會,公民社會的具體象徵是多元化與專業化;但經過多次選舉洗禮後,不但沒有朝向多元與專業,反而走向泛政治化。在政治掛帥下,社會事務缺乏討論空間,凡事先問顏色立場,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。
平面媒體閱報率逐年下降,也使報紙所能提供大眾思考的空間受到限制。除了客觀環境外,可以思考媒體在公民社會裡要扮演怎樣的角色,學者將媒體分為聽話媒體、攻擊媒體、監督媒體,此外還有一種更積極角色就是引導媒體,不光是報導爭議,還能提出建議,這也是近年來大家開始思考的問題。
的確,媒體有很多值得檢討之處,例如媒體在公正政策處理上就十分缺乏檢視能力。其實媒體在這些公共事務上有很多發揮空間,就看媒體願不願意調整資源人力來做這樣的事,思考我們究竟是要花三個月、五組人馬去緊盯名人私生活,還是要花同樣的人物力來探討公正政策;同樣是資源,就端看如何運用,但如果不這樣做的話,媒體成長空間就很有限。
我所謂的導引性,是媒體要對公共政策有獨立判斷,在多元性與專業性呈現,讓讀者知道如何參與。媒體雖有諸多不是,但媒體在議題透明化、言論自由等方面仍有其作用;媒體提供一個資訊平台、論壇。
如何讓媒體有呼吸的空間,對長遠的發展是重要的;媒體因為專業性不夠,使得媒體碰到複雜問題時,無法完整呈現處理,有太多公共政策沒有好好處理,也沒有以大篇幅報導,理由很簡單,主因在於市場問題,端看這樣的報導是否能吸引讀者注意。
開放對談空間 提升公民素養
陳依玫:面對選前、選後的動盪,身為媒體主管壓力很大。這次選舉暴露很多危機,台灣社會看似成熟,實際上卻有很多不足。這次大選中,媒體被迫要表態選邊,凡事先看顏色、缺乏討論空間,讓人覺得很可悲。
TVBS並不想作傳聲筒,也不希望當聽話的狗或是攻擊的狗,經過這十年變遷,TVBS希望在商業電視台的條件下,走堅持的路、找到平衡點;擁有彩虹顏色,而非只有藍綠。
公民素養的在充實是未來的努力空間,大眾可以思考的是,我們要不要成為高度化民主國家,是要數人頭、而非打人頭。體制外的抗爭在民主社會可以被包容,但不應是無限上綱。媒體在報導時,常遇到被貼標籤的窘況、面臨很大壓力。
在社會演化過程中,媒體的確有需檢討,而 TVBS 也一直在思考是否有改進之處,透過專題報導去挖掘台灣新的生命力、另種面貌,我們也希望能繼續往此方向努力。
台灣具有多元化,是可喜之事。據我們所做的調查,七年級生的各方面價值觀與三四五年級就有很大不同。就連苗栗客家村的現貌也與我們的印象大不相同。「媒體自律」是很重要的,媒體人應有這樣的認知。
媒體大和解 放下既有意識型態
張蘋:延續永芸法師剛才所說的觀點,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觸。可以思考的是,有沒有可能,媒體之間也來做一個大和解,心手相連、一同關注對人民社會有幫助的議題。
意識型態標籤是外界為媒體貼上的,還是媒體自己貼的,對民視來說,無論是報導藍色、或綠色,都會有民眾打電話來,因為立場的被認定,使得民視在推動一些事務上遇到一些困難。但一個多元社會,是否也能夠多包容各種聲音;台灣媒體是否能夠敞開心胸,同心協力一起多關注對民眾有意義、對社會有益的事,不只是立足台灣,也是放眼國際所要關心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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