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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巽綠：十二年國教是教育部在規劃的一個新願景，過去二十年來都一直被提到該推動了，卻一直無法徹底推動，這表示在教改的工程中這一塊的處理是最難的，十二年國教是一個理想，但是過去二十年來卻缺乏對此作準備，從高中職設立的情形就看得出來，民國五十七年國民教育延到九年國教的時候，也同步提出未來國中生百分之三十進到高中，百分之七十進入高職，這樣強制的分流三十幾年走下來，為了讓百分之三十的國中生進到高中，國中教育已經被扭曲成為競爭性的篩選機制，也是升學壓力的產生源頭；也有人覺得高職教育是第二選擇，然而他們在台灣經濟發展及未來產業升級中仍會負擔重要功能。
目前高中職比例是六比四，公私立比例是五成五比四成五，這個方向就很明確的顯示，後期中等教育要有新的思維，教改也有帶好每一位學生、延後分流的理想，但是整體來講，以前並沒有根據學區設立學校，因此現在有三分之二的鄉鎮中沒有國立高中職，都會地區才有較多高中職學校，地理分布上並不均衡。以台北市來講，有百分之四十的學生來自外縣市，整體國中畢業生的就學率已達一百零六，也就是說學校容量夠但分布不均，品質仍有差異。因此要以六年時間逐步為十二年國教殿基。教育部目前仍在推動高中職社區化方案，學生隨個性興趣發展，綜合高中、普通高中、特色高職並存，才能提供學生適性選擇。
林文虎：過去教育分類、分配、分流扭曲了一部分國民教育，現今時機已經成熟，十二年國教可以成為改善的機會。
資源共享 ─ 學生適性學習
范巽綠：高中職社區化就是教育部用來為十二年國教定基的計畫，社區化目前進行到六年中程計畫第一年的實施期，有四十五個適性學習社區，依照各縣市狀況，每個社區組合七到九個學校，其中涵蓋普通高中、綜合高中、高職、特殊學校，讓學習型社區裡面的老師、學生可以資源共享，學生可以跨校選課，老師跨校授課，根據我們所做的民意調查，高中職社區化的反應相當好，家長也能接受，學生在社區選擇可以適性學習的學校，而城鄉差距、品質問題還待解決，另外還有明星高中的問題，沒有人要消滅明星高中，但是我們希望能透過社區化達到均質化的目的。未來十到十二年級除了基礎核心課程以外，教育部會比較鼓勵學生選修，而在特別有興趣的領域有興趣者可繼續往上選修，在這三年為大學、生涯發展做準備。
黃耀南：大家認為十二年國教樂觀其成，但是十二年國教真的要定義為十二年嗎？要像九年國教一樣有共同大綱？其實這些學生是不一定要學同樣的科目，要實施十二年國教，我們不能站在高中職分化的概念做課程規劃，課程規劃需思考，現在的課程規劃已經無法因應未來的需求了，要解決社會大眾的疑慮，一定要先解決這部分的問題。
紀國鐘：十二年國教不應只是為了升大學，我認為現在的高中應加強生活能力培養，這是高職老師可以發揮的，而高職也應有高中的功能，十二年國教是沒有學生能力問題的，只有差別教育的問題，就算有統一綱要，也是相當低的標準，但是沒有上限，有能力者繼續往上修，只要通過最低標準，就可以最民主的方式，朝自己有興趣的方向前進，因為國民教育是一律平等的，高職的老師也需分配到高中，並且在社區中輪調。
柴松林：有人說現在高中不夠，但是我覺得容量配置根本就不是問題，再過幾年許多國中都要招不到學生了，國家的教育資源並非已經確認給誰用，資源可以共享，公私立共享、各種層級學校共享，專業、普通的師資也可共享，缺少英語師資的學校也可以到外語專科學校爭取。
出生率降低，十二年國教勢在必行
柴松林：我們有能力負擔這些十二年國教高中生的學費嗎？從人口結構來看，未來的高中生人數會愈來愈少，另外，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快，台灣從一九九四年開始進入老年人口社會，我預估二十三年後老年人口會達到百分之四十，老年人口增加，青壯年負擔也加重，因此我們需提升國民素質、提高生產力，如此才可因應社會需要。
去年初婚新娘平均年齡三十歲，生育率最高的年齡是十五歲到二十五歲，不婚比率提高，生育期中止卻還未生小孩者的比率愈來愈高，未來生育期中止而未結婚的比率可能達到百分之三十，會生育孩子的父母將逐年減少，到最後全台每年只有十萬個新生兒，加上重男輕女的觀念，出生時性別比率的差距也愈來愈大，這也將加深外籍婚姻，另外，社會競爭愈來愈劇烈，雙語絕對必須，台北補習多，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他的孩子未來很難活，這也使得家長不可能增加生育率。
江綺雯：除國人生育率降低，現在還有很多的外籍婚姻所生的孩子，澎湖外籍新娘的小孩已經到初中了，我跟國立師範大學做的研究也發現，外籍新娘的子女有五分之一都是發展遲緩，這在義務教育的投注又需多一層考量，另外家庭教育，外籍媽媽本身的文化差距也需教育部投入經費，這些問題都待解決。
十二年國教 ─ 讓每個人靠自己活下去
陳佩英：城鄉差距是否能以網路化來改善？到二○○一年為止，全世界辦理十年以上義務教育的國家共有六十五個，進行十二年以上國民教育的國家則有二十個。
台灣現在推行十二年國教其實有點晚了，在十九世紀，杜威看到社會從農村民主發展，到工業社會產生疏離，資本主義發展起來，他驚覺民主要保存下來，教育才是唯一的出路，當時的杜威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，決定以教育重建改造美國社會，就像現在的台灣，我們的土地這麼小、人口這麼多，讓教育水準整個提高，台灣才有出路。
柴松林：台灣過去可以迅速的從貧窮走到富裕，主要的原因是提高教育，教育才是促進經濟平等，創造富裕社會的最根本理由，通常窮者的子女從學校畢業了，家庭經濟狀況就可改善，而子女至少要高中畢業，為社會所需才能真正對家庭經濟有幫助。
義務教育若只到國中，其數學基礎很難在未來創造機會，多一些知識、多一種語言能力，基礎訓練好一點，轉行比較容易，因為未來產業發展是相當難預料的。
從人權發展的觀念來看，任何社會都需要讓每個人實現潛力，現在所得分配惡化，希望所得分配的不均不要繼續惡化到阻礙一個人的發展機會，若將義務教育延長，就是幫助那些在發展權上喪失機會的人，不因所得惡化而繼續喪失機會，要保障一個人的生存權，就需給予就業權，就業權不是福利制度，不是施捨，而是讓那個人自己盡責任，透過適當的努力，讓產業需要他，讓他自己取得就業能力。
只要有心， 財政困難也可解決
紀國鐘：現況有多少小孩已經受到十二年國民教育？高中、高職、體育、專科等，其實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了，這表示我們的社會資源是存在的，只是資源該從那裡來？其實現在只要民間可以做的，政府絕對不會做；民間可以累積資源的地方，政府也不會攬在身上，包括國民事業民營化、高鐵民營化。建設國家的工作不見得一定要由政府來做，既使政府預算困難，如果大家有共識，一定可以同心協力找到錢。
每一個家庭都希望孩子在競爭的社會中出人頭地，讀好的明星學校，有好的學歷，有好的升學機會，好的工作，得到好的生活品質，但真的需要有這樣的學歷才能有較好的工作嗎？公職人員為何一定要經由考試任用？其實如果從公職人員的考試制度改變，學校的教育制度一定也會改變。私人企業的用人標準是否能更標準化、明確？讓年輕人知道工作獲得不是靠分數、學校名稱，而是靠個人能力，所以考試晉用策略也需配套思考，這對回歸教育本質、快樂學習才有可能。
江綺雯：多元入學讓大家覺得不安，對新的東西有恐懼感，因此穩定軍心相當重要，另外，所得差距大，大家認為學費是壓力，國教延伸一年就三百八十億，三年就是一千一百四十億，以目前政府負債三兆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政府有能力嗎？還是會加諸在國民身上？這都需有完整的財源規劃。
有特色的學校 就是明星學校
紀國鐘：我認為台灣目前有能力推動十二年國教，但我們應堅持先討論大學的入學方式，另外，社會人士用人的方式也需討論，其中包括高普考準則，其準則不一定是單一化；我們也應堅持國民教育的理念，現在的明星學校就是高升學率的學校，但我比較贊同特色學校，我們應打破以升學率定義明星學校的觀念，也可以輪調老師的方式將資源分享。
林文虎：台北開平餐飲科就是有特色的明星學校，一招就滿額，而藝文、人文專長的學校就比較少。人力晉用的條件真的需調整，首先需從政府開始，以前我提過，同樣是高速公路的收費員，大學畢業和專科畢業者就是差五千塊薪水，這就是鼓勵「學歷」，而不是「能力」，所以高普考應帶頭重新檢視。
江綺雯：文藻外語學校就是以語文為特色的學校，它收的學生很少，外語不是賺錢的教育，只是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，在文藻相當重視國文程度，國文是用來修身齊家的基本素養，國文程度絕對要求，外語只是工具，有好的國文程度，學習到的外語才會有深度，目前國民教育重視外語我覺得方向對，但其分量、方向需抓住。
美國有全國考試，學生以考試成績申請學校。兩個禮拜前，我從美國三番市回來，那裡的學生打工普遍，打工的經費用來旅行、繳學費等，但我發覺那裡有公司最近優先錄用的人是將金錢用來做公益者，也就是說，服務的情懷是他們甄試的重要條件，這和台灣以學業成績評定學生差距完全不同。
柴松林：明星學校是無法消滅的，升學率高的學校，學生自然會去就讀，因為進入升學率高的學校才有可能進入卓越大學，所以明星學校不可能消滅，我們只能改變對明星學校的看法，別想要去消滅它，因為那是自然形成的，些微的差距就可能產生明星高中，但是分配教育經費時要平均，所謂的平均是缺乏者多給一點，資源多者少給一些，最多資源者也應分一些給不足的，因為那是國家共同的資源，並不是誰的資源。
十二年國教仍有問題
江綺雯：要讓家長有十二年國教的共識很難，需從學校教育、社會教育、家庭教育三方面共同進行，現今社會相當重視學校教育，我們談的教改也多是學校教育，但是家庭教育對孩子卻影響深重，社會教育也需討論，如此才會有共識。
十二年國教在國內推動歷經九位部長、二十年，時間不短，專家參與的也夠多了，幾年來大眾仍有許多憂慮，例如三非政策（非免試、非免費、非義務）若真要落實三非政策，需要充分說明，要說明就很難，需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同步說明，而免費政策與財政手腕相關，但有此高能力的人可以做得好嗎？
黃耀南：要實施十二年國教需先看實際的教學現場，而不是講究「十二年國教」這五個字。若依教育部現在規劃的十二年國教（非強制、非免試、非免費），其實十二年國教早就已經在做了。目前高中職學校總容量超過學生人數絕對夠，今年甚至有許多學校招生不足。九年國教實施以來，已經快四十年了，我們真的已經照顧到資質在中後段後面的孩子嗎？現在我們該回頭重視這些學生。
十二年國教若規劃得好當然很好，但中間有許多問題，但有許多問題要解決：
一、資源分配不均：資質在中後段面的學生需被照顧。以台灣的教育現狀，只有在前面百分之二十、三十的學生受到較佳的照顧，因此學生及家長莫不希望擠到前面，因為可以享受到較多的教育資源，造成現在補習歪風的盛行。
二、建立多元價值：資質在中後段面的學生有其特殊才能需被彰顯。政府及企業在選才時，只重視學歷或學科能力，如此的價值觀自然影響社會的價值判斷，依舊停留在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傳統觀念。
三、推動適性發展：有些學生能力好，但他們不一定要當醫生、律師，這是社會價值觀的問題，教育部應適當地輔導學校、學生，使其能依自己的性向發展。
四、十二年國教現在其實已經實施了，以目前高中職的容量是夠的，但資源分配不均。公私立學校分配不均，公立學校學費低、分配的資源較多，其實若有些私立學校不錯，政府應是設法將其輔助起來，並且直接補助學生，讓學生無論就讀私校或公校都沒有經費上的差距。
九年國教不足以讓學生應付未來社會
陳佩英：從西方的教育制度史來看，十八世紀歐洲幾個國家因為國語化、宗教改革等問題，使得他們面對未來有許多的不確定性，也開始有競爭，許多國家都有公眾化、國家化的過程，德國最早提供強迫五到十三歲的小孩接受教育，課程規則化、教師視導也相當清楚，這使德國成為十九世紀的強國。
不只是人口對教育有影響，從出口導向轉成知識經濟的發展來看，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才？在全球化過程中，經濟系統變得相當複雜，九年國民教育已經不足以讓學生有足以適應新社會的語文程度、數學程度、抽象能力程度，所以我們需從教育著手，從事十二年國教。
范巽綠：現在教育現場的確還有許多問題，而這十年的教改就是在處理這些問題，例如「多元價值」的理想希望將「菁英主義」變為「帶好每一個孩子」，檢討近年反教改的力量，問題常是出在相互溝通與理解上，整個教育改革要形成共識就需讓大家認同，認同了才來開處方。而根據教育部所做的民調顯示，一般民眾對於高中職社區化的推動，有很高的支持率，顯示社會對於能夠讓學生有更適性的選擇有很高的期待，這是教育部應該努力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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